Home

Li Yongping interviewed by Ko Chia Cian
Fontsize: S M L

迷路在文學原鄉──李永平訪談 

訪問與授權:高嘉謙(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) 

答:

  2015年李永平的《朱鴒書》出版,這位移居臺灣數十年的馬華作家,終於完成了他夢想中的婆羅洲寫作《月河三部曲》。除了《朱鴒書》,這個系列還有《雨雪霏霏》(2002),以及兩卷本的《大河盡頭(上卷:溯流)》(2008)、《大河盡頭(下卷:山)》(2010)。前後歷時13年,李永平回到婆羅洲地景,呈現氣勢磅礡又幽婉動人的雨林故事。李永平訴說的家鄉經歷和少年記憶,引導讀者走入他個人懺情、成長的世界,以及婆羅洲殖民地經驗。小說的飄零情調和原鄉想像,交織著從婆羅洲、台灣和紙上中國循環構成的離散的原始激情。寫作期間,李永平因心肌梗塞,曾進行冠狀動脈繞道手術。但他憑著毅力和規律寫作,終究完成了個人創作上頗具意義的「回歸」。

  2015年李永平榮獲臺灣的第19屆國家文藝獎,這是對他四十年的文學成就的崇高肯定,也是馬華背景的創作人在臺灣獲得最重要的文學獎項。其小說《朱鴒書》亦同時獲頒金鼎獎。2016年李永平被遴選為臺灣大學傑出校友,彷彿替廿歲來臺就讀臺大外文系的他,致上青春的冠冕。那是他在臺灣歲月的起點,也是寫作的出發。 

  本次訪談聚焦於他獲獎後的心路轉折,回首過去,也探問當下。  


1.   您獲得2015年度中華民國政府頒發的國家文藝獎,相信是對您的文學成就的崇高肯定。回顧您數十年的寫作生涯,這個獎給您最深刻的感受是什麼?對臺灣文學,以及馬華文學而言,你認為又有怎樣的象徵意義? 

答:

  我,一個南洋僑生,在孫中山先生遺照注視下,接受中華民國的國家文藝獎。那一刻,心中真是百感交集。  

  從大學時代的〈拉子婦〉開始,在台灣寫作近五十年,孜孜矻矻,不曾中輟,今天終於得到了公開和正式的肯定。我以誠摯的心情,代表一群來自馬來西亞、居留台灣、與我一樣默默從事筆耕的同胞作家,上台領獎。在我心目中,這個獎是一條連接台灣文學和馬華文學的臍帶,象徵一樁奇妙美好的文學因緣。


  說它是奇妙的因緣,一點也不為過。想想,一個在婆羅洲叢林中出生、長大的孩子,如今竟然站在台北市一間大禮堂的舞台上,領取台灣的最高文學獎。這件事證明一個事實:台灣的社會是公開的、多元的;台灣的文化是寬大的、包容的。有容乃大。台灣這個蕞爾小島所產生的文學是巨大的、多彩多姿的,在當今世界華語文學中獨樹一幟。李永平何其有幸,能將神祕壯麗的婆羅洲叢林帶進台灣的小說,對台灣文學的豐富性,作出了一點貢獻。  


  我生於英屬婆羅洲,長於馬來西亞砂拉越州,安身立命於台灣。我是台灣作家,毫無疑問也是馬華作家。這雙重身分不會發生衝突。在我心靈裡,它們是能夠和諧共存的,就好比一個人同時擁有兩位愛他、彼此又能互敬的母親。這是福氣! 

2.  您獲得國家文藝獎的殊榮,剛好是在《月河三部曲》完成之後。您持續創作大部頭的長篇小說,應該也是獲得評審肯定的理由之一。能否談談《月河三部曲》在您創作生命當中的位置?相對前期的作品,寫作三部曲的動機和心路轉折又是什麼? 

答:

  乍然間看到這個問題,我忍不住又要讚嘆寫作機緣的奇妙!  我生平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小說,是在婆羅洲讀高中時寫的,書名就叫《婆羅洲之子》。從此踏上寫作的路。五十年的作家生涯可以用「漂」一個字來描述。在人生中,我最初從婆羅洲漂到台灣,再從台灣漂到美國,最後又從美國漂回到台灣來;在創作上,我先寫婆羅洲(《拉子婦》),再寫台北(《海東青》和《朱鴒漫遊仙境》),中間夾著一部描寫虛擬中國的小說《吉陵春秋》。最後最後,就像一個在外遊蕩多年,身心俱疲,開始想家的老浪子, 

  我才又回頭來寫故鄉,一口氣推出三部記錄我在婆羅洲成長歷程的長篇小說《雨雪霏霏》、《大河盡頭》上下卷與《朱鴒書》,構成一個以婆羅洲最大河流為中心象徵的《月河三部曲》。人終究要回家。作家也有鄉愁。在外面兜了偌大若長一個圈子,在心靈和寫作上李永平回到了原鄉。   

  回家的感覺忒好!書寫這部八十萬字三部曲,是我一生最順利、最淋漓痛快的寫作經驗。那種感覺就像一個返抵家門的遊子,跪在母親膝前,向她老人家盡情傾訴心中的委屈一般。   


  《月河三部曲》,我手寫我心。把家鄉大河遭受的汙染和原鄉少女遭受的玷辱,細細說給母親聽。   


  無須賣弄技巧。不必在意批評家的看法。畢竟,寫了四十多年小說,我有資格把學過的所有文學理論和訣竅,一股腦兒給拋諸腦後,真正從心所欲,寫出一部返璞歸真——唔,見山又是山的作品。   


  挺懷念書寫《月河三部曲》那段時光。學校沒課的日子,一早起來泡杯黑咖啡,坐在書桌前一口氣寫上好幾個鐘頭。每每剛坐下,才提筆,便覺得一連串意象紛至沓來,出現在筆端。這些圖騰式的中國方塊字,就像書中描寫的月圓之夜,那群浩浩蕩蕩溯河而上的歸鄉客。他們一個牽引一個,不斷從我內心深處蹦出來,爭相降落在我面前那疊四百格原稿紙上。這股汹湧澎湃的氣勢,只有南宋詩人楊萬里的〈桂源舖〉可以形容:     


   

   萬山不許一溪奔         
   攔得溪聲日夜喧
   到得前頭山腳盡         
   堂堂溪水出前村 

高嘉謙訪問李永平-1.jpg

 註:1977年,就讀美國紐約洲立大學奧伯尼分校。攝於紐約市中心。(圖片來源:李永平提供) 


3.  談及作家的鄉愁,或鄉土、原鄉概念,尤其從您的一系列小說和強調的浪子性格看來,我覺得有相當複雜的面向。您筆下的婆羅洲反複呈現受創的女性形象,裡面有一個殖民史和華人移民史的傷痕。但您也透過創造「朱鴒」這個角色,讓我們看到婆羅洲和臺北的連結,看到你說故事的位置,甚至起點。近年,您的小說有機會在中國大陸出版,面向你所謂的「祖國」、motherland的讀者------這個屬於方塊漢字,以及離散華人情感上的「娘親」。我感覺三個地域在您都有複雜的情結和糾葛。是否可以藉此機會,談談您在小說世界意圖呈現的原鄉,以及長年的生活經驗裡,如何看待婆羅洲、臺灣和中國。 

答:

  二○一二年四月,上海人民出版社發行《大河盡頭》簡體字版。我的作品正式進入了中國。第一個來採訪我的大陸記者,《深圳晚報》的李福瑩小姐,劈頭就拋出一個令我有點措手不及的問題:「身分上的不確定性,曾經讓你困惑嗎?」當時我給她的回答是這樣的:身分問題確實曾經困擾我。記得我剛到台灣時,本地同學常問我:李永平,你到底是哪裡人呀? 我總是支支吾吾,因為如果答馬來西亞人,我心裡不甘;答中國人,在當時的台灣是犯忌的;答台灣人呢,我那時新來乍到,對這座島嶼還沒產生認同。被問得急了,我就答:「我是廣東人!」後來這就成為我的標準答案。如今在台灣住了四十多年了,感覺上我早已是台灣人。現在回想,當初為身分困擾,真是庸人自擾吧。同時擁有多個不同的身分——馬來西亞人、中國人、台灣人,當然還有廣東人——是上帝的恩賜,是我寫作的動力和泉源。古今中外,沒有幾個作家有這種福氣。(二○一二年六月十日《深圳晚報》A16版

  但是現在我必須坦承,這是在大陸記者逼問之下,故作瀟灑的回答,只講了一半的真話。事實是:這個「困惑」陰魂不散,五十年來一直跟隨我,至今還沒有得到完全的徹底的解決。而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:在我有生之年,這個問題是解決不了的了。       


  我何其有幸,同時擁有三位母親:生育我的婆羅洲和收養我的台灣,加上一個遙遠的、古老的、打我有記憶開始,就聽爸爸不時叨叨唸唸的「祖國」——唐山。我又何其不幸,這三個我最敬愛的女人常常在我心裡吵架。個中有文化原因、心理原因、政治原因,還有其他連我也搞不清楚的因素。這種無休無止的齟齬,表現在我的作品上,便是學者們所稱的李永平認同危機了。       在我的處女作《婆羅洲之子》中,這個危機便已浮現。主人公大祿士是混血兒,父親是來自唐山的華人,母親是婆羅洲原住民伊班人。如此的雙重血統和身分,在象徵上所代表的意義極其明顯,不須我解說。若不是伊班大神介入,故事的結局肯定是大悲劇。但認同危機並沒有消弭,身分衝突反而變本加厲,持續出現在《拉子婦》收錄的七篇小說中,愈演愈烈。到了《海東青——台北的一則寓言》,我新認的母親台灣加入戰局。這就變成了三角關係,把問題弄得更複雜,在小說中處理起來更加棘手。       

  在這場「三母之戰」中,有一個作品值得特別注意。那便是膾炙人口的《吉陵春秋》。當年甫問世,這部時空朦朧的小說便博得批評界滿堂彩。讚美聲大都集中在它獨特、新穎的表現方式上,稱許它是小說藝術的一個「小奇蹟」。我必須提醒讀者:除了藝術成就之外,更重要的,《吉陵春秋》是李永平的一場中國夢魘。他原本只想描寫一個虛擬的、鄉野的中國,可寫到後來,不知不覺間就寫出了一個恐怖中國。這反映出作者甚麼樣的心理呢?我不忍說。我只想告訴讀者,《吉陵春秋》簡體字版在大陸推出後,《深圳商報》記者楊青,在訪談中比較《大河盡頭》和《吉陵春秋》兩部小說時,講了一句非常中肯、深得我心的話:「如果說《大河盡頭》是李永平寫給生母婆羅洲的一封飽含深情的情書,那麼,《吉陵春秋》便是他寫給這位從不曾謀面的大陸母親的一份見面禮,只不過這份禮物有點沉重。」(二○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《深圳商報》C4版)      


  「有點沉重」可是含蓄的說法呢。弦外之音,讀者們自己推敲吧。       


  在這裡,我很開心的向大家報告:我三位母親中的兩位——生母婆羅洲和養母台灣——已經和解啦。在《月河三部曲》最終部《朱鴒書》中,我派遣女主角朱鴒充當我的使者,進入婆羅洲叢林訪問一年。這位勇敢、足智多謀的台北少女,不辱使命,成功地在這兩座相隔一個大海的島嶼之間,建立一條臍帶。從此,就像我在回答第一個問題時所說的,我的這兩位母親,在我心中可以和諧共存了。至於我的台灣母親和唐山母親之間,若還有興趣在我書中繼續吵架,就由她們去吧。我阻止不了。就當是李永平身為小說家必須背負的宿命。  

4.  就您的流動經驗而言,青年階段負笈臺灣,過後又留學美國,返台定居後輾轉居住數個城市,因此有雙鄉或多個故鄉的複雜情感,其實都可以理解。我比較感興趣的是,除了《婆羅洲之子》,您的所有作品幾乎都在臺灣語境下寫作。臺灣社會從戒嚴到解嚴,歷經民主選舉、政黨輪替,您從外來者到移居者,同時也處在這個歷程之中。我想臺灣這個生活空間,給了您很多複雜的時代感受和經驗吧。尤其您剛當選了2016年度臺灣大學傑出校友,這又是另一種榮耀。能不能說說您在兩個不同階段的臺灣經驗和感受,對您的人生帶來的影響或改變。一則是在臺灣大學外文系唸書和當助教的經歷,另外則是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後,選擇回到臺灣教學和定居。 

答:

  今年七月四日,我突然接到台灣大學校長室祕書的電話。她以嚴肅而親切的語氣通知我:「校友李永平先生,您好。經本校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推舉,您當選為台灣大學二○一六年傑出校友。」那一刻,心中所受的震撼,實在不亞於當初接到通知,得悉自已獲得國家文藝獎時的驚訝。離校近半個世紀,母校記起了我這個老學生! 

  一九六七年,我以僑生身分進入台灣大學外文系就讀。當時的台灣,政治氣氛嚴峻。台大在錢思亮校長主持下,與當道周旋,努力保持傅斯年校長從北大帶來的自由學風。文學院名師薈集,學術氣息濃厚。外文系在夏濟安老師引導下,則提倡文學創作,以學生為主力作者,創辦了影響深遠的《現代文學》雜誌。一時之間,台大外文系文風鼎盛,數年間培養出了日後引領台灣文壇風騷的一群小說家:白先勇、王文興、歐陽子、叢甦、陳若曦……我小子其生也晚,未能恭逢其盛。所幸我進入台大時,學長學姐們建立的創作風氣猶在。我 置身這種氛圍中,對已成傳奇的「現代文學時期的台大外文系」,心嚮往之。於是在顏元叔、朱炎、齊邦媛諸位老師指導和鼓勵下,學習小說寫作。畢業後,留在系裡擔任助教五年,兼任《中外文學》執行編輯。這期間寫作不輟。


  台大九年,塑造了我身為作家的人格和文學觀。如今回顧,這是我一生中最青春、最豐富、最美麗的一段時光。  


  當選傑出校友後,得拍一部介紹當選人的短片,在校慶日頒獎典禮上放映。我向攝製單位建議到台大校園去拍。那天,離開多年後重返母校,我漫步在壯闊的椰林大道上,穿梭在充滿書香氣息的文學院長廊中,躑躅在幽靜的傅園裡(當年在台大讀書,每次心中有煩惱,我便走進園中,獨自坐在傅斯年校長墓前,喃喃向他訴說心事)……這是一趟情感之旅。連製作人都深為感動。她半正經半開玩笑地說:「這部影片應該命名為『李永平致青春』!」  

  一九七六年我前往美國,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。那六年,台灣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:退出聯合國、台美斷交、國民黨的高壓統治受到挑戰、島內政治面臨轉型。我在華盛頓大學(聖路易市)取得比較文學博士學位後,決定回台灣。由於種種原因,我沒返回母校台大任教,轉而接受新成立的高雄中山大學聘書。那些年,我目睹了轉型期的台灣在政治、社會和人心上的混亂,將它記錄在《海東青》和《朱鴒漫遊仙境》中。但我心裡從沒起過離開台灣、回到馬來西亞或移民美國的念頭,反而在一九八七年歸化為中華民國公民。守得雲開見月明。歷經民主選舉、政黨輪替、轉型正義的重重洗禮和焠煉,台灣蛻變成了一隻更美麗的鳳凰——我在國家文藝獎頒獎典禮上致答謝辭時,所稱頌的那個開放、多元、擁有多姿多彩的文化,在華人世界中獨樹一幟矯矯不群的台灣。  


  我為台灣欣喜落淚。我憑個人自由意志所選擇的母親,可真爭氣哪。 

高嘉謙訪問李永平-2.jpg

註:1987年,任教高雄市國立中山大學。攝於外文系教授研究室。(圖片來源:李永平提供)


5.  您提到了臺大外文系在1960年代的文學氛圍,相信也是感受到當時的現代主義文學風潮而投入寫作,對吧?黃錦樹或評論家都將您歸類為現代主義作家,最重要的依據當然是《吉陵春秋》對文字、腔調的錘鍊,以及貫徹您前後階段的一些寫作特色,包括對聲音的敏感,罪與罰主題和人性/歷史陰暗面的處理。在臺大那幾年,到底提供了你怎樣的文學想像或養分?尤其你之後還當了外文系助教,甚至在《中外文學》創刊之初當了執行編輯,這些經歷對你當時的寫作,提供了怎樣的資源和實際的影響?當時有沒有文學創作的夥伴和同儕?  

  另外,我覺得你的小說世界裡寄託了「鄉愁」的好幾個層面。那裡有華人跟殖民地的關係,家國跟母親的概念連結,漢字的情感,民族與文化的態度,大概這些都是你這輩子執著的母題,對吧?同時你創造出朱鴒這個角色,以及突出𨑨迌這個主題,帶有馬克吐溫(Mark Twain)《頑童流浪記》式的風格。能不能說說,這些母題或主題的選擇對於你的意義? 

答:

  一九六○年代,我進入台大外文系時,雖說還能感受到學長學姐們建立的創作風氣,但終究不如以往興盛。系中同學喜歡寫東西的並不多。我成了一隻孤鳥。幸喜,我有兩位良師(mentor)陪伴我度過孤獨的學徒歲月。一是《現代文學》,一是外文系圖書館。那時現代文學主將大都已赴美,但在白先勇努力下,這本以創作為主的雜誌,斷斷續續在台灣出刊。每次在台大對面「雙葉書廊」看到剛出爐的《現文》,我都欣喜若狂,掏出吃飯錢搶購一本,帶回家逐頁逐字拜讀。見獵心喜,自己也寫了幾篇小說,在顏元叔老師慫恿下投稿,結果登出兩篇,〈圍城的母親〉和〈胡姬〉。我這時期的作品在技法上很容易看出《現文》的痕跡。黃錦樹把我歸類為現代主義作家,我可以接受,儘管我不喜歡被貼標籤。事實上,在我的「學徒時期」,對我身為小說家的養成,影響更大的是台大外文系圖書館。一個系擁有自已的、獨立的圖書館,在當時的大學極為罕見。外文系圖書館是台北帝國大學留下的資產,蒐羅豐富,將西方文學名著一網打盡,甚至連蘇聯小說家蕭霍洛夫的《頓河三部曲》都有呢。大一時,我發現這座隱藏於文學院第二十四教室(現在的外文系會議室)的寶庫,從此,三天兩回,只要沒課我就會去流連一番。應該說是朝聖吧。佇立在一排排書架間,摸摸那破舊的書皮,翻翻那泛黃的書頁,嗅嗅那略帶腐朽味的陳年書香,和偉大的心靈作近距離的接觸。這種薰陶,比任何文學理論或竅門,對一個作家的養成更有助益。批評家讚美我的作品具有一種「大氣」,根源就在台大外文系圖書館。 

  你提到的那些東西——華人與殖民地的糾葛、家國與母親的關係、民族與文字的情結等等——確實是貫穿我一生作品的重大主題。這個現象,我的讀者早就看出來了。但是,批評家們沒有察覺到一點:有時是題材選擇作家,而不是作家選擇題材。我不幸,身為一個小說家,在題材和主題的選擇上並沒有自主的權力。離散和鄉愁、迷惘和尋找,就是我的成長歷程和生存經驗。我無法迴避。只要一動筆,它便會馬上竄出來,如同一個不散的陰魂,驅之不走。這就成了我寫作一輩子最大的苦惱。事實上,我那一輩的砂拉越作家,包括張貴興,當身分從「華僑」轉變為「華人」時,作品都會流露出這種困惑和不安,只是我的表現忒深,感觸格外強烈而已。馬華年輕一代的作家,如黎紫書、龔萬輝、鍾怡雯和陳大為等,已完全認同「馬來西亞」這個國家。他們的理想和追求、他們在作品中所表現的情感,跟其他族裔的馬來西亞作家相比,並無不同,唯一的差別是他們碰巧使用中文(華文)寫作而已。這是一件好事。我羨慕他們,也衷心祝福他們,因為他們終於可以選擇自己的題材了。     

  題材既然非我所能選擇,那我就創造人物吧。我很幸運,也感到非常驕傲,在講述南洋浪子無休無止的漂泊故事時,無意中,我創造出了一位可愛的女性人物——朱鴒。王德威教授說她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年輕的女主角。在我心目中,她是永遠的小繆思。如同一個從石頭中蹦出來的小精靈,朱鴒橫空出世,現身在《海東青》中。從此,這個小丫頭便以各種形式、樣貌和功能,不斷出現在我的小說中,成為我召喚的靈感和訴說心事的對象。最後,在《朱鴒書》中她成為獨當一面的主角,在婆羅洲叢林裡展開一趟奇幻冒險旅程。我懇摯地希望,將來的讀者記得朱鴒,就像大家記得她的英國姐妹愛麗絲和她的美國兄弟——十歲,膽大包天,勇闖密西西比河流域的頑童哈克芬。我也偷偷希望,全世界的華文讀者記住,我是朱鴒的創造者。這位東方式的、古靈精怪的、語言和行為具有濃濃台北風味的小繆思,可是小說家李永平一生寫作最大、最值得驕傲的成就呀。  

6.  您在臺灣自詡為南洋浪子,近年因為領獎因緣生平第一次去了中國,還僅是南方的廣州而已。去年終於回去古晉一趟,但距離上次返鄉又過了20餘年。感覺上你總有一種邊緣意識,低調安分,不喜移動。我有點好奇,這符合你原本的個性?尤其你的臺大青春歲月曾經那麼意氣風發(這是不少人當年對你當助教的印象),後來的教書和寫作生涯也頗為自在。回顧自己這些年的生命歷程,如果不介意,能否談談原生家庭、婚姻、疾病、返鄉在你生命中帶來的體悟和轉變?我想這對你的寫作意識應該有一定的影響。  


  您說過早年曾有一段時間在臺灣文壇不受到注意,直到黃錦樹等人的馬華文學研究興起,情況才有了改變。現在您終於獲得國家文藝獎和臺大傑出校友的雙重肯定,對你的文學生命和臺灣的生活經歷,都給予一個重要的位置。對你而言,浪子是否已更有歸屬感,對故鄉古晉也不再近鄉情怯? 

答:

  這個問題,碰觸到了作家最不願意面對的兩件東西——老和病——著實讓我猶豫了一陣子。二○一○年八月九日,我進醫院開刀,做冠狀動脈繞道手術,從此體力大不如前,現今心臟功能只有正常人的一半。晚年得病,每天必須吃一堆藥,稍稍出趟遠門也得向醫生報備。在這種情況下,安能不「低調安分」乎?哪還能像年輕力壯時那樣四處𨑨迌遊蕩呢?做個浪子需要體力。我韜光晦跡,並不是個性的轉變,更不是鬼門關前的頓悟或懺悔,跟你在問題中提到的那些事情——返鄉之旅、原生家庭和婚姻等等——也都扯不上關係。這是單純的生理問題,人人早晚得面對,只不過作家的感受特深罷了。我會善自珍攝,好好調養,冀望能多活幾年多寫幾本書。身體不能像往日那樣恣意「移動」了。但心靈依舊可以馳騁在文學的天地中。只要心能跳,就會有小說。  

  「國家文藝獎」和「台大傑出校友」的雙重肯定,確實加強了我這個南洋浪子的歸屬感。在我心中,台灣感覺上更加親近了,而砂拉越古晉不再是遙遠的漫漫歸鄉路。從此,我更有自信,更能以平常心看待我的這兩個故鄉。除此以外,我希望——誠摯地希望——這兩個大獎並沒有改變我甚麼。李永平還是那個崇尚自由、追求閒雲野鶴的生活、喜歡躭溺在自己創造的世界中,不斷書寫小說(他正在著手寫一部武俠小說哩)的老派作家。只不過,頭上頂著兩個光環,寫起小說來可以更加率性,筆下越發自由了。這種新感覺挺好。《月河三部曲》最終部《朱鴒書》出版後,我陸續讀到一些書評。其中一篇〈婆羅洲上飛翔的螢火蟲〉,出自大陸書評人張家瑜之手,最能道出我晚年的創作心境:  


  李永平以他的《月河三部曲》向故鄉致意。那亦是還童之旅。他不以垂老姿態回鄉,因為他覺得人最好不要長大。他最生動的記憶,停留在童年時段。從古典晦澀、低迷陰暗跳出來之後,他又是那個半世紀前到加里曼丹的大河,遊歷這蠻荒叢林的少年了。一個希望自己是寫實主義的作家,卻迷路到現代主義那天馬行空、一如童話傳奇的山野之歌中。這一路走來,就如他的一首情歌:「實對你說了吧,再想我回來不能夠,從今丟開手!」放得下丟得開的作者,隨心所欲。(《深圳新聞網》,二○一六年一月十六日) 


  我就用這一份經由五十年寫作生涯、辛苦掙來的「隨心所欲」,在人生剩餘的歲月中,繼續徜徉、迷路在文學的奇境裡,寫作一部真正天馬行空的中國武俠小說吧! 

 本文首刊於《文訊》第373期,頁42-51。